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例如，感染者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确是个人信息，不得随意公布。例如，比例原则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强度适当，其可获得利益大于可预见损失。

这种公布必须是为了警示相关人员，实现防控疫情的目的，而不能以污名化感染者为目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法律予以限制，而不能由行政法规等下位法规和规章予以限制。指点迷津的坐标 实务中具体的难题永远层出不穷，有待于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回答。但强制性措施应急措施不是越严厉越好，除了要基于科学基础之外，还必须要严格依照法律赋予的权限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即在依法行政的决策框架内实现，而不能随意或任意决策。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强制措施必须以能够有效阻断病毒传播为界限。根据这些条款可知，武汉市周先旺市长的未经授权不得披露论不无道理。

政府考虑社会稳定、保障重要会议等因素，企业考虑正常开工营业，个人考虑出行方便、按计划旅游，都会对同样的信息产生不完全一致的认识。虽然并非直接回应上述质疑，但在谈到8名武汉市民被约谈的情况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这8个人是可敬的，只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作出判断得拿出依据。医学，如同任何一个门类的科学，都是有其知和不知的。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传染病防治 信息发布 新冠肺炎 。

至于何谓及时、准确、全面，却完全可能是仁智之见、各不相同。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这就不属于医学专业判断的范围了。二、信息发布为何不及时、准确、全面 任何人都可以是信息发布的主体。换言之，《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存在不一致之处。综上，本文的观点是，关于传染病防控信息发布权限的现行法律，存在严重缺陷，容易导致职责不明、实际操作混乱的问题，需要在未来修法时加以完善。

而武汉卫健委发布的信息不仅与事后经确认的不一致，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连续多日没有新增病例、没有密切接触者的通报，信息发布甚至没有任何对市民的预警性提醒。第二，应当区分传染病日常防控和应急防控的信息发布机制。启动之后，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具体执行传染病应急防控信息的发布。甚至可以说，科学所知和不知之关系，就如同几个岛屿零星地散布在汪洋大海之中。

一、引子 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信息是至关重要、决定成败的关键物质。本文首先将有关法律条款陈列如下，而后再予以一一分析。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赵宏教授以《未经授权不得披露背后的信息公开制度与问题》一文，主要从及时、准确发布原则以及传染病预警制度两个方面予以了回应和驳斥。此观点可称为未经确定不能披露论。

这些措施不仅仅影响个人行动自由，还会影响日常生活、政府运转、企业经营、经济发展以及国际交往。三则，立法明显透露的信息发布权相对集中的意图，并不必然与及时、准确抵牾，因为过于分散的发布也有可能损害准确原则。也就是说，从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报告，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通过微信表示冠状病毒感染确定开始，直到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止，期间居然经历了20余天。第五，应当解决《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在传染病防控信息发布方面存在的明显或潜在冲突。那么，这两个观点是否成立、是否合法合理？在这两点上，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如何评价或检讨现有的制度安排？ 三、未经授权不得披露论 这个观点所牵扯的核心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谁有权（也有责任）向社会发布疫情相关信息。科学在努力减少不知的范围，可是，每前进一步，也就好似在宇宙中的蚂蚁爬一样。

可是，也必须看到，传染病预警发布主体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只限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政府。四、未经确定不能披露论 曾光发表的观点，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很容易被湮没在当下有关疫情和疫情防控的口水笔墨之中。

于是，在面对本身就带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信息时，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完全可能从最有利于自己或自己最倾向的行为选择出发去进行不同的解读和定性。加之，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危害的是一定范围内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

然而，这或许是相当一部分从事疾控工作的医生共同持有的，应该认真对待。可是，既然科学是在无穷无尽的未知中寻找和积累知识，既然科学始终伴随着不确定性，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对无知和不确定领域的征服，既然新型病毒的出现通常总是在最初阶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之后在不断处置过程中才会增加可确定的知识，那么，相关信息的发布就绝不能等到一切都确定以后再进行。

根据病毒发展，我们不断调整我们认识，我们也不断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过程。传染病相关信息的确定性毕竟有医学的支持，不确定性也会由医学予以不断地减少。具体建议有五项：第一，应当将传染病疫情、预警和处置信息的发布归为一体，不宜将之分开。国务院、地方各级政府、地方市县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都不是法定的信息发布责任者，武汉市政府、武汉市卫健委自然也在此列，似乎并没有权力和义务披露传染病防控相关信息。

因此，相应的立法应当为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空间提供制度支持。此次疫情暴发之后，民众普遍质疑的是，武汉市政府为什么没有在最初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后，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疫情信息，并提醒武汉民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个质疑所依据的事实可以通过以下时间线展示。

一则，及时、准确原则也可以阐释为是对法定信息发布主体的要求，非法定主体既然无权无责任发布，也就谈不上及时、准确发布。此即之后在公共舆论中广为流传的未经授权不得披露论。

当然，在修法的同时配以更多的软法性质的、更具针对性的指南、手册、指导意见等，也会让信息发布更能有助于疫情的防控，以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疫情悲剧。然而，毫无疑问，传染病相关信息之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医学专业判断的范畴。

前者的第38条第4款仅规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在信息技术支撑的时代，只要在网络上出现的信息，会迅速地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直至抵达对此信息有及时获取渠道或对此信息敏感的民众。实际运作情形也是如此，卫生行政部门并不能完全自主决定何时发布何种信息。至于传染病和突发事件预警的发布，可以参见以下法条： 的确，如赵宏教授所分析，《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发布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发布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发布建议劝告等，明确为县级以上政府的应尽职责。

传染病防控信息的发布，必须在强化的风险预防意识之中进行，对有可能造成重大疫情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轻易掩盖于信息黑箱中。必须在强化的风险跟踪意识之中进行，持续将不断确定的信息发布，减少以往发布的信息的不确定性，甚至自我纠正过去发布的错误信息。

风险认知的主观性和差异性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本文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之中，应该对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原则，给出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描述性定义，从而更有助于政府作为法律执行者的理解和把握

（二）关于传染病报告、通报和公布 1. 对于未知的传染病，不仅需要报告、相互通报，并且，也要由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传染病如实的向所在区域居民进行公布。二、问题：武汉到底有无权限披露？ 据新浪新闻转《南方都市报》载，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被问及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回应称，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地方政府必须经过授权后才可披露。